在富士康里，工人不需要学习，甚至不需要思考。而富士康的新生代工人们已经难以容忍这样的命运——“工厂想把我们改造成机器，关心的是怎样压榨我们的劳动力；但我们关心的是自己能从工厂收获什么，今后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

    早晨七点半，太原市南郊的城西村里涌出了潮水般的年轻工人。他们穿着同样款式的工装，大多数无精打采，一边嚼着热腾腾的鸡蛋灌饼、包子馒头，一边沿村口外的公路慢慢行走。在这条尘土弥漫的水泥公路上，两旁的绿树终年被灰尘覆盖，女工身上的粉红色工装是唯一的亮色。

    15分钟后，他们便走到一处庞大的建筑群——拥有近八万名员工的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大门前。在安静而快速地通过狭小的员工通道后，他们随即隐身于园区内一栋栋低矮的灰白色厂房中。

    接下来的十个小时里，他们就像机器人一样，沉默地重复着各种细枝末节的工作。

    将保安“狠狠教训了一顿”

    如果没有9月底发生的那一起大规模骚乱，作为富士康在大陆布局的众多生产园区之一，太原工业园并不引人关注。

    9月23日深夜，数以千计的富士康工人与园区保安发生了持续数小时的激烈冲突。在这场导致40名男性员工受伤的冲突中，工业园出现了车间封闭、超市被砸、厂房受损等状况。事态最终在大批警力介入下才得以平息。

    两周后，除了园区附近驻守的一两名警察外，这里已看不出骚乱的痕迹。

    迎着上班人群的是另一群刚下夜班的工人，劳累一夜后，这些人最想做的事就是躺在舒服的床上睡觉。

    20岁的陈兴国走在这支萎靡不振的下班大军中。这个瘦高身材的青年留着造型夸张的发型——额头前染成黄色的头发几乎完全遮住了他的右眼。他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嘴里叼着香烟，脸上挂着长时间劳作后不愿多说一句话的倦怠表情。

    在之前的整个晚上，他就坐在流水线旁，跟几百名工友干着同样一件事：拣起传送带上流过的铝制手机外壳，检查外壳表面有无压铸时残留下的金属颗粒，如果有，他们就用一把形似刻刀的工具将其刮擦掉。完成这样一道工序只需要几秒钟。

    “我们一整天都在干这样的事。”陈兴国面无表情地说道。这名年轻工人来自山西晋城农村，初中毕业后曾在当地亲戚开的小餐馆打过杂，还曾在北京的小网吧里当过服务员。去年夏天，他和一位朋友应聘进入了富士康。朋友告诉他，这是家世界500强企业，收入稳定，而且能按时发放工资。从此，陈兴国便成为自己的同乡——祖籍山西晋城，但在台湾出生和发家的郭台铭那庞大制造帝国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尽管过去的乡下时光在他身上留下了黝黑肤色，但城市生涯已经让陈兴国发生改变——除了发型，他的左耳戴着一个五角星形的金属耳钉，手里的黑色三星手机总是播放着流行音乐。

    在富士康超过百万人的劳工里，陈兴国是人数最为庞大的基层作业员之一。这个20岁左右的群体几乎都来自农村，大多数只读完初中、中专便外出打工。在富士康里，依靠每日简单而重复的劳作，他们每个月能挣到2500元左右的收入。

    跟他们曾经外出打过工的父母相比，这样的收入水平要高得多。十多年前，陈兴国的父亲曾在东莞的电子厂里打过工，每个月只能挣到可怜的几百元。

    现在，他们又走上了父辈曾经走过的进城打工之路。时间似乎并未改变两代人的际遇——他们都终日坐在流水线前，面对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零件。不同的是，父亲当年生产的是电视机，而陈兴国生产的是手机。

    陈兴国手里的铝壳经过研磨、抛光、喷漆之类的一系列工序后，最终会跟其他零部件一起，被工人们组装成现在最耀眼的产品——苹果公司刚发布的有着更薄机身和更长屏幕的iPhone5。但这个新时髦产品，对陈兴国来说，太贵了。目前，iPhone5在中国黑市中的售价高达7000元以上。

    作为郭台铭庞大制造帝国的分支，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在帝国版图上不算起眼。过去十年中，由于快速膨胀和成本上涨等原因，富士康的触角已从深圳延伸到中国内地众多省份。动辄数十上百亿元的投资额，令热衷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无不夹道欢迎，纷纷在土地、厂房、税收、财政补贴等诸多方面提供扶持。在这股富士康内迁的洪流中，新生代打工者正日渐发出自己的响亮呼声。